大佬的灌溉日常笔趣阁顾念,国产欧美va欧美va香蕉在线,香港三日本8a三级少妇三级99,日本牲交大片无遮挡,欧美成人精品三区综合a片

據有關部門調查顯示，2021年，我國農村每天每人生活垃圾產生量約為0.86公斤，2016—2021年五年間，農村生活垃圾人均日產生量增加了約1/3，增速一直高于城市。對于既沒有專業收運隊伍，又沒有充足資金的廣大農村地區來說，龐大體量的生活垃圾究竟該到哪去？

8個桶，240升，420戶，7公里路……

　　這串數字，至今仍在保潔員呂小寶腦海里翻滾。桶里裝的啥？浙江省嘉善縣姚莊鎮橫港村全村420戶、1670位村民每天的生活垃圾。

　　過去8年，呂小寶和另外兩位“同事”每天都將全村垃圾填滿8個240升的垃圾桶，送到7公里外姚莊集鎮上的中轉站。工作常從早上8點持續到下午6點。

　　如今，“三人團隊”只剩老呂自己——工作量小了不少，他只需下午開著三輪保潔車，將家家戶戶分類有序、碼放整齊的垃圾一一稱重，然后倒入大垃圾桶中即可。

　　“不到5個大桶就裝完了，兩個小時活就能干完。”年近60的老呂說，自己的精神頭比前兩年好了不少，“誰也不愿意一天到晚都和垃圾待在一起！”

　　這是浙江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一個片段，其中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進展令人印象深刻。據有關部門調查顯示，2021年，我國農村每天每人生活垃圾產生量約為0.86公斤，2016—2021年五年間，農村生活垃圾人均日產生量增加了約1/3，增速一直高于城市。對于既沒有專業收運隊伍，又沒有充足資金的廣大農村地區來說，龐大體量的生活垃圾究竟該到哪去？

　　目前，戶分類、村收集、就近資源化分類處理的城鄉生活垃圾收運處理體系已在浙江形成。截至2022年底，全省已建成農村生活垃圾資源化處理站點1217個，回收利用率63%，農村生活垃圾基本實現零增長、零填埋；資源化利用率、無害化處理率、垃圾分類行政村覆蓋面均達100%。

　　近日，記者走進浙江嘉興的嘉善與桐鄉等地，探尋這些地區農村生活垃圾全過程治理的實踐。

　　“不會分”“不愿分”，為啥還要分？

“為什么同樣是硬殼，雞蛋殼要放進‘易腐垃圾’桶里，但螺螄殼卻要放進‘其他垃圾’桶里？”

　　2014年，村里發動村民開展生活垃圾分類的時候，嘉善縣大云鎮繆家新村村民馮青面對復雜的分類標準感嘆！

　　馮青是個勤快人，干起活來從不含糊，臨街的小院被她拾掇得干干凈凈，自家培育的花苗她也熱心送給鄰居。馮青也是個熱心人，鄰居家有需要、村里有要求的工作，她總是第一個完成。但是垃圾分類這件事，她總是因為“不會分”沒有干勁兒。

　　同樣“沒干勁兒”的還有桐鄉市石門鎮墅豐村村民周金田。“垃圾都收到一個桶里運出村就好了。”周金田說。提起可以將可回收垃圾收集起來換錢，他也興趣寥寥。“收起來還要去鎮里換錢，折騰不說，換不了多少錢，不值當！”

　　桐鄉市崇福鎮御駕橋村保潔員沈明秋也說出了自己的困惑：分類后垃圾去了哪兒？是不是分類處理掉？“我將村里分類好的垃圾運到中轉站后，整車垃圾被拉到鎮里處理。”沈明秋說，“如果是被混在一起埋掉，那我們豈不是白做工？”

　　他們提到的“不會分”“不愿分”，在推進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時很普遍。一份2021年對東部省份2420個農戶的調研報告顯示，51.82%的農村居民更愿意將所有垃圾一起倒掉；在另一半愿意分類的居民中，僅有8%左右的村民可以正確地將生活垃圾分為可回收、廚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

　　既然村民對農村生活垃圾分類的意愿不高，也分不好，為什么還要分？

　　“調研中我們發現，哪怕僅進行簡單的‘二分法’（將廚余垃圾/易腐垃圾與其他垃圾分離），也可使終端處理的垃圾量減少近30%。”天津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陳冠益說。

　　垃圾源頭分類除了可以減少終端處理量外，還可以提升處理效率。

　　目前，我國垃圾終端處理主要分為衛生填埋和焚燒發電兩類。如果將垃圾填埋處理，占用大量土地不說，垃圾腐壞產生的滲濾液還會嚴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很難通過人工干預再凈化、修復。如果將垃圾進行焚燒發電處理，由于農村生活垃圾中易腐垃圾所占比例大（據統計，華東地區易腐垃圾占總量的45%以上，有些地區可以高達60%），則無法充分燃燒。“垃圾經過簡單的‘二分’后，有機物含量會降低近40%，基本可以進行焚燒處理。”陳冠益說。

　　拋開環境效益不談，記者根據東部某市焚燒發電廠和垃圾填埋場的處理成本算了一筆賬：垃圾衛生填埋處理平均每噸設施的建設費用約為42.34元，處理營運費約為30元，合計每噸垃圾處理費用為72.34元；垃圾焚燒發電平均每噸設施的建設費用約為66.21元，處理營運費與發電產生的收益持平。因此，每噸垃圾焚燒發電會比衛生填埋便宜6.13元。

　　農戶隨手就可開展的垃圾分類，卻能為垃圾終端處理節省巨大的資金。這還沒有算上分類后的環境收益及資源化利用的價值。如此看來，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既有需要也有必要。

　　雞蛋殼和螺螄殼要扔進不同垃圾桶

　　垃圾分類開展近10年后，當垃圾收運車再次來到馮青家門口時，她熟練地將自家早已分類好的廚余垃圾倒在轉運車里，由收運員檢查后稱重、裝車。隨后她把垃圾桶拎回家沖洗干凈，再放到門口曬干。

　　“雞蛋殼易分解屬于易腐垃圾，螺螄殼屬于貝殼類不易腐爛，所以是其他垃圾。”馮青一邊向記者展示手機中垃圾分類的詳解圖一邊解釋道。這上面明確寫著肉蛋類屬于易腐垃圾，而海鮮的貝殼與餐巾紙、薄塑料袋等一樣屬于其他垃圾。

　　村民源頭分類是農村生活垃圾處理工作重要的一環，讓村民分得準是第一步。那么是否有成熟的標準可以依照呢？

　　“與城市垃圾分類相對統一不同，目前并沒有形成較為統一的分類標準。”陳冠益介紹。他認為，農村生活垃圾含水量和易腐比例都較高，應探索符合當地特征的分類標準，否則清運和處理成本過高。

　　一種結合當地農村生活垃圾實際，且又操作簡單、方便易學、管控有效的農戶分類機制就顯得尤為重要。早在2014年開展垃圾分類的初期，嘉善通過試點探索符合農村實際的垃圾分類模式，有采取“有害垃圾+無害垃圾”二分法的，也有采取“可回收、可漚肥、需轉運處理”三分法的。

　　經過三年摸索，2017年，嘉善根據農村生活垃圾中“易腐垃圾”比例大的特點，探索出“可回收物、易腐垃圾（廚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分類法。為了高效管理，農戶門口只需擺放需要清運的綠、灰兩個垃圾桶（可腐爛的進綠筒、不可腐爛的進灰筒），同時對有害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再進行單獨回收。

　　“盡管已經簡化為綠、灰兩個垃圾收集桶，但村民在分類細節上仍需要指導。”繆家新村村委會副主任徐張娜介紹，為了讓村民盡快掌握分類知識，村里在開展工作之初集中培訓了6個垃圾分類督導員，定期入戶進行宣傳和檢查。

　　“遇到分不準的垃圾，我們就在群里問督導員。”馮青介紹，如果問的人多成了普遍問題，村里就會更新“垃圾分類說明圖”。“比如豬腿骨這種難以腐爛的大骨，就會明確寫出讓村民投放在其他垃圾的桶中。”馮青告訴記者，“目前容易混淆的垃圾也都已在圖上標明了。”

　　解決“不會分”之后，發動群眾“主動分”就成了下一個待解的難題。

　　“農村居民其實比較認同生活垃圾隨意堆放，但不分類，對生態環境（地表水、土壤）、社區環境（村容村貌、村內生活秩序等）有比較大的影響。”陳冠益說，通過對村民分類意愿影響因素的研究表明，要想發動村民參與垃圾分類就要從積分換物、明晰獎懲制度和周圍人帶動三個方面著手。

“村委會每月都會組織人來抽查，對垃圾分類分得好不好進行打分，然后按得分高低賦予積分，最高可獲得10個積分，另外評上星級戶也有10個積分。”桐鄉市石門鎮墅豐村村民周金田自豪地介紹，去年在村里的總積分榜上他以130分位居榜首。“積分可以在村里的‘積分兌換站’里兌換商品，那可是實打實的福利。”周金田現在對垃圾分類的工作很上心，有時還會提醒鄰居注意分類細節。

墅豐村黨委書記、村委會主任竇國勇介紹，為加大鼓勵村民垃圾分類的力度，墅豐村打通了積分與超市的通路，村民憑積分可直接去指定的超市購買商品。截至2022年，石門鎮的18個行政村已實現“積分兌換站”全覆蓋，5695戶農戶自愿參與積分換物活動，兌換各類生活用品30多萬分。

隨著各項工作的推進，村民對于垃圾分類的意識逐漸提高，從“不會分”“不愿分”到如今的“清楚分”“主動分”。目前，桐鄉市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率達100%，農村生活垃圾分類平均準確率達到94.11%。

裝上芯片的垃圾桶

　　幾天前，橫港村村民楊金林發現這個月垃圾分類的積分沒有到賬，他馬上去村委會查個究竟。“問題出在上個月23號，易腐垃圾桶里混進了一個塑料袋。”看到工作人員在系統里找到的圖片后，楊金林懊惱地說。

　　垃圾從農戶家里出來，還要至少經過幾個流程的處理。過程管理就成了重要課題。

　　在橫港村村委會的醒目位置，一塊一人多高的大屏幕上實時顯示著村里垃圾分類的情況，不僅有每戶人家垃圾分類積分，還有參與人數、垃圾重量等數據。楊金林告訴記者，這些數據都來自垃圾桶里的一枚智能芯片。

　　垃圾收運員利用設備掃描農戶垃圾桶上的芯片，對家庭信息核對無誤后，就可以通過智能秤和攝像頭將垃圾的重量、分類情況等通過數據和圖片的形式上傳到移動終端進行打分。

　　“在監管云平臺，我能看到每天產生的垃圾量和分類情況，每家每戶的垃圾桶都能查看。如果不合格，我就會及時通知他們改正。”橫港村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張林說，去年開始的垃圾分類智慧收集讓全村的垃圾分類狀況有了明顯提升，400多戶農戶在監管云平臺的覆蓋下垃圾分類的準確率達到99%以上。

　　據了解，姚莊鎮18個行政村總計9000余戶，每戶農戶的垃圾桶都安裝了智能化管理芯片。與此同時，通過對全鎮垃圾收集房進行標準化改造，安裝24小時實時監控系統，通過電腦觀察收集房動態。

　　嘉善縣農業農村局副局長姚杰認為，大數據系統不僅可以高效解決環境問題，還降低了以往檢查、評比的難度。“以往依靠人力來檢查環境，多數只能進行村莊抽查，每次只能檢查到20%的村莊。”姚杰說，“如今數據平臺覆蓋到全部村子，大家都不再抱僥幸心理了。”

　　目前，類似的數字化技術應用場景正在浙江多地不斷拓展。桐鄉市的“桐拾袋”支付寶小程序，也有效提高了桐鄉市農民的垃圾回收效率。

　　浙江桐鄉市烏鎮在農民安置小區推行“1+N”農村生活垃圾智慧收運模式。

手機預約，上門收取，現場分揀、稱重，運輸，二次分揀，換算環保金入賬……幾個步驟下來，桐鄉市崇福鎮御駕橋村村民王其中，將家里的10.5公斤紙板兌換成18元現金存入自己的支付寶賬戶中。

　　“小程序的開設源自較低的垃圾回收量。”桐鄉市分類辦主任助理、質效提升組組長朱建洪向記者介紹，桐鄉市自2014年開展垃圾分類以來，部分行政村設置了可回收物回收點，但回收效果并不好。“2019年桐鄉市平均每天產生可回收物約22噸，日均回收量僅7噸左右，回收率僅為32%，特別是青年群體參與率偏低。”朱建洪說。

　　為此，2020年桐鄉市不僅在每個村設置了再生資源回收站，還將回收站搭載上桐鄉市城鎮可回收物智能化回收平臺——“桐拾袋”上。村民在手機上預約后，可就近到回收站實現智能化回收，然后由工作人員將回收費用打入賬戶中。賬戶中的積分除用于線上消費外，還支持全市線下11個超市兌換商品。

　　打通數字化平臺與農村再生資源回收通路后，垃圾回收成果顯而易見。“最明顯的是玻璃瓶的回收！”朱建洪介紹，玻璃瓶質量重、回收價格低，村民都不愿意去回收點兌換，往往就堆在村里等著保潔員處理。“如今以高于市場回收價5%的價格回收，而且操作方便，村里路邊和田間的玻璃瓶幾乎不見了蹤影。”據了解，目前桐鄉市已建立起覆蓋城鄉的“線約—戶集—市收運”回收網絡。今年以來農村可回收物回收次數累計約9.5萬次。

　　農村生活垃圾等方面的數字化管理絕不是數據的簡單統計，還可以強化數字信息技術在精準評價當中的應用。嘉興南湖區在垃圾分類檢查中引進人工智能識別、評審技術，加快桶內分類準確率核驗和桶外垃圾亂堆放問題排查效率，日處理分類照片約6萬張，提高檢查效率80%以上；湖州市南潯區則運用運輸終端車輛GPS定位、車輛稱重、車載視頻錄像等終端設備，并設置“電子圍欄”，全面解決違規收運、混裝混運等問題。

　　進去的是垃圾，出來的是肥料

　　如今，當了近10年保潔員的沈明秋，終于搞清楚自己收上來的垃圾去了哪里。

　　開著電動垃圾收集車出村大概5分鐘，沈明秋來到崇福鎮御駕橋村垃圾資源化處理中心。他和工作人員一道將回收好的易腐垃圾桶放到一個綠色機器前，按下按鈕后機器伸出的機械臂將垃圾桶抬起，垃圾便倒入機器內。隨著24小時不間斷的輕微轟鳴，松土狀的顆粒物從機器中出來。“進去的是垃圾，出來的是肥料。”沈明秋指著機器邊已裝好袋的肥料說，附近村民將這些由易腐垃圾轉化而來的肥料施用到桑樹園里。“看著收上來的垃圾還有利用價值，心里很滿足。”沈明秋說。

　　在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中，易腐垃圾的就地資源化利用意義深遠。如何建立相應標準與政策，對農村生活垃圾減量十分必要。

　　陳冠益教授團隊基于全國范圍的調研結果顯示，農村生活垃圾中餐廚等易腐垃圾的比例高于城市，桐鄉所在的華東地區易腐垃圾比例高達45%。“易腐垃圾含有極高的水分與有機物，很容易在運輸過程中腐壞，從而在轉運過程中對運輸沿線環境造成二次污染。”他建議要研發就地資源化利用技術裝備，包括分類驛站、智能回收設備和小型就地處理設備等。

　　近年來，崇福鎮不斷創新易腐垃圾就地閉環資源化處理模式，破解易腐垃圾處置難題。沈明秋操作的這臺僅占地6平方米的“大胃蛙”易腐垃圾處理設備，便是探索的成果之一。

　　易腐垃圾在機器內經過24小時降解后，能產出僅占投入量5%的有機肥，達到易腐垃圾減量95%以上的效果。且處置過程無污水無臭氣排放，實現“就地化、無害化、減量化、資源化”處理。

　　從2021年12月投入使用至今，該設備已在崇福鎮餐廚垃圾中轉站、御駕橋村、陳家埭村和芝村落地。截至目前，御駕橋村已就地處置易腐垃圾近80噸，減量效果顯著。

　　記者了解到，運用該設備處理一噸易腐垃圾的成本為350元，資金全部來源于政府購買服務；較原來轉運出村再處理，這種就地資源化的處理模式能否持久就成為垃圾處理效果好壞的關鍵。

　　崇福鎮黨委書記柏世明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御駕橋村村里道路清掃、垃圾收運的保潔費用一年要80萬元，如今一年保潔費只要40萬元，省出來的40萬元有一大半都是垃圾運輸費用。“這么一看，垃圾就地資源化還是合算。”柏世明說。

　　垃圾就地資源化、減量化的工作在桐鄉各個村鎮都在進行。高橋鎮漕涇村利用柴火灰將易腐垃圾堆肥就地還田；鳳鳴街道中心幼兒園帶領小朋友用生鮮垃圾制作酵素，6年來減少廚余垃圾8000余公斤；恒易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利用“干熱水解轉化法”，把餐廚垃圾漿液分離成油脂、有機質及廢水，日處理餐廚垃圾能力為150噸。

浙江桐鄉市鳳鳴街道幼兒園小朋友正在利用生鮮垃圾制作酵素。

　　一頭是垃圾減量，一頭是資源應用，從垃圾到資源，桐鄉市已搭建起一條閉環處理鏈條。以生鮮垃圾資源化為例，桐鄉探索把酵素制作當成生活垃圾源頭減量的一條有效途徑。2022年1月以來，桐鄉市探索酵素產業化之路，生鮮垃圾進廠處置量共減少4520噸，占桐鄉市生鮮垃圾比重達53.3%。以生鮮垃圾處理費270元/噸核算，減少政府處理成本122萬元，群眾產生的直接經濟收益為422萬元，企業產生經濟效益2600萬元。

　　通過就地資源化，桐鄉市垃圾終端減量明顯。2018年，桐鄉每天垃圾產量為1000多噸，焚燒發電廠燒不完，還有幾百噸要外運；如今，焚燒廠產能提升到1200噸/天，垃圾焚燒量卻降到了794.41噸。

　　無論是通過菌種對垃圾進行高溫熱處理，還是通過發酵將生鮮垃圾制成酵素產品，多種形式推動農村生活垃圾就地資源化利用已成大勢所趨。不過，農村在選擇垃圾就地資源化技術時，還應考慮得更加細致。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趙立欣研究員提醒，無論是處理技術還是產品應用，都應該符合農村生產生活的實際。“技術應簡單易操作，技術產品須耐用易于維護，研發產品要成本適中，讓農村建得起、用得起。”

　　關于垃圾的探索仍在繼續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桐鄉與嘉善兩地已開展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工作近10年，這10年，也成了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再對全套工作機制進行優化改進的10年。

　　從垃圾分類積分兌換到村里垃圾清運，再到就地資源化……各種費用都需要村集體承擔，盡管嘉善農村相對富庶，但“省錢”仍是農村搞建設亙古不變的主題。

　　“早在2017年，姚莊鎮就開始琢磨怎么壓降垃圾處理成本。”姚杰告訴記者，姚莊鎮的10個行政村，通過“多村聯建”形式興建鄉村垃圾集中處理中心，不僅節約了土地資源、提升了垃圾處理效率，還通過規模化減少垃圾收運成本。

　　“現在村民都陸續參與到垃圾分類中來，第三方保潔公司工作量也沒有原來多了，成本可以降下來。”姚杰算了一筆賬，“房前屋后的清掃工作村民自己就可以完成，這部分的保潔費用可以省下來。垃圾分類村民現在做得也很標準，垃圾減量了清運費用又可以省下一部分。”姚杰告訴記者，村里在與保潔公司簽訂的合同中，工作內容和范圍都有明確界定，這給降低成本提供了操作空間。

　　“嘉善通過壓降垃圾處理成本，緩解了資金的部分壓力，這在全國范圍內都是可借鑒的方法。”陳冠益表示，壓降管護成本在村集體經濟不發達、財政補貼沒那么充裕的地方顯得更為必要。

　　農村生活垃圾處理看似是單項工作，但涉及面廣，需要政策配套、機制創新，也需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比如，桐鄉市農村生活垃圾由綜合行政執法局主管，而與其相鄰的嘉善縣則由農業農村局負責。

　　“農村生活垃圾治理這項工作落實到縣里，往往劃歸到不同部門。”陳冠益介紹，在全國范圍內這項工作主要由鎮政府、生態環境局、城市綜合管理局、住建局和農業農村局等部門負責，“有時遇到復雜情況，還需要多部門協調推進，這就更需要在頂層設計層面明確各方責任、形成合力。”

　　2020年12月24日，浙江省通過了《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明確了住建、農業農村、生態環保等部門的職責和分工，避免各個部門在工作推進中各自為戰、零敲碎打。

　　“除了通過政策設計使各部門形成合力外，農村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廁污等廢棄物的處理，仍缺乏統一的處理規劃。”陳冠益說，在他看來，協同推進各項廢棄物的處理應該成為未來的推進方向。

　　在浙江嘉善縣姚莊鎮農村生活垃圾資源化減量化無害化處理中心，工作人員準備將易腐垃圾裝進垃圾資源化處理機器。

目前，在嘉善縣大云鎮卡帕路垃圾中轉站，垃圾和污水統籌治理的探索正在進行。除了垃圾就地資源化，這座中轉站還有一臺污水處理設備，通過生態處理使中轉站污水各項指標達標排放。

　　“之前我們只管垃圾處理，污水處理就要找生態環境部門協同推進。”姚杰介紹，現在這個垃圾中轉站不僅可以日處理易腐垃圾10噸，有機廢棄物減量率達到80%以上，還探索出了將垃圾與污水協同資源化處理的模式，解決了各自為戰的狀況。“統籌處理既能達到就地資源化利用的目的，又能降低成本。”姚杰說。

　　就在記者結束采訪時，浙江長興縣水口鄉發布了全國首個農家樂（民宿）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規范，解決了農家樂（民宿）生活垃圾分類管理難的問題。顯然，浙江在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資源化、減量化的探索仍在細化、仍在繼續。

　　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唐旭